不只是语言润色工作者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

《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颇具影响的中文刊物。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万国公报》同时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编辑，他们的辛勤耕耘也反过来成就了这份刊物。

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没有林乐知就没有《万国公报》。但实际上，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华人编辑代表《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 《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300 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在其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1883-1889年曾休刊)，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沈毓桂(1807-1907)，江苏吴江人。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林乐知，并于1867年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蔡尔康(1852-1922)，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任廷旭，江苏吴江人。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曾被“招致出洋”，但后因故被遣回国。回国后，他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范祎，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籍《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华人编辑的地位和作用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对于华人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视举。”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激腰相生，蟹蜡相倚”，谁也离不开谁。诚然，在中外合作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的角色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润色。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以沈毓桂为例，他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1874年9月5日至1878年3月--“襄理报牍”时期，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1878年3月至1883年7月28日--“主张《公报》”时期，作为“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1889年2月至1894年 2月--“仍主报务”时期，作为“主笔”地位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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