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观察丨书籍的印刷、出版与社会文化之间有

10月17日至18日，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办、商务印书馆协办的“第三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以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

来自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故宫博物院、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香港城市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学典教授，商务印书馆杜非编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杜泽逊教授先后致辞。王学典教授说：“文献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比较文献学，能发现以往中西文献学各自习焉不察的问题，对于解决一些重大命题有重要作用。”杜泽逊教授也说：“书籍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书籍如何产生、流通、被人阅读、发生作用——研究书籍的历史，理应成为热门的学问。”

与会学者合影

在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下，中西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会通成为当下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中西文献学研究各自具有深厚的传统，书籍史研究则既代表了现代学术的新范式，又带有明显的西方学术印记。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不单是各自学术脉络下的平行比较，还应该具有更深入的“中西互融”式碰撞与交汇。同时，也需要破除以时代为断限的隔膜，力图形成“古今一体”的研究视野。

此次工作坊与会学者发表论文27篇，涵盖版本、目录、校勘、藏书、造纸术、印刷史、阅读史、出版文化史、古籍保护和数字人文等议题。现将有关印刷史、出版文化史的讨论内容摘选如下：

印刷出版与社会文化

书籍的印刷、出版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书籍史研究的热门主题之一。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研究员的《明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勃兴》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出版业繁荣的原因，认为江南书籍刻印业拥有明显的物质、技术、人工和运输优势，工匠规模大、流动性强，刊刻成本低廉。同时科考和教育普及、读书与识字率提升、藏书家增多、士大夫的日常交往亦常以书为礼，书籍需求的旺盛最终导致书籍消费社会形成。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仁渊助理研究员的《〈幼学故事琼林〉与明末到民初的大众书籍出版》对近三百年间《幼学故事琼林》系列的数个版本作了详细考订，揭示其版刻源流、演变历程与流传方式，该书从蒙学读物到详注本到加入各种日用指南，出版方式从雕版到石印，出版中心从四堡到上海，这一典型个案生动地反映了明末到民初大众书籍出版文化的变迁。

对读者个人阅读体验的研究，是阅读史研究的题中之义。而将个人体验研究与“记忆理论”相结合，勾勒出阅读群体与以书籍为基础形成的回忆空间则不多见。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献忠教授与研究生朱候渝合作写成的《思考、交往与记忆：阅读史视阈下的〈传习录〉研究》以此为切入点，认为士人围绕《传习录》形成了一个阅读群体，在相互交流互动成了只属于《传习录》阅读群体的回忆空间，并由此促进了思想的变迁。

传统出版业与近现代出版业如何接续与传承？藏书家与出版家如何相互影响？出版业与社会思潮之间如何互动？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鹏飞教授的《鸣野山房、世界书局、启明书局：一个出版世家的现代嬗变》对清中期至20世纪中叶山阴沈氏出版世家，及其经营的鸣野山房、世界书局、启明书局的兴衰历程进行了系统考察，还原了传统出版业与现代接续和转型的一个面相。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范军教授的《藏书家徐行可与出版家张元济的交往》梳理了徐行可和张元济之间因访书、读书、藏书、抄书、校书、刻书而产生的书来信往来等交往活动，为考察藏书史与出版史之间的交涉互动提供了新的资料。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的《胡适、张元济、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化运动——读〈挑战与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札记》指出柳和城所著《挑战与机遇》是第一本就新文化运动对商务印书馆的影响及商务印书馆的应对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并补充了该书中未涉及的胡适与商务印书馆发生关联的经过、与张元济熟悉的过程以及胡适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等内容，纠正了该书中的一些细节错误。

文章来源：《语言研究》 网址: http://www.yyyjzzs.cn/zonghexinwen/2020/1023/4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