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者陈淳：考古学家的天职是怀疑和批判

陈淳 受访者供图

在一般大众的观念里，考古学是一项从物质遗存中重现古代历史的学科。大众对考古学最直观的印象，是胼手胝足的考古学者在黄沙漫天与灼热的阳光中发掘着考古遗存。这似乎折射了考古学在中国百年来的尴尬境遇：历史学者们习惯于把考古学的材料与成果视作历史学的补充与附庸；考古学者在辛勤的研究与探索之外，对于考古学的另一个层面——通过物质文明反思与重建历史，少有涉猎。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新史学观念对传统经史之学的冲击，中国的历史学者开始以集体的力量搜寻史料。同时，历史学者顾颉刚则在乾嘉之学以及戏剧歌谣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石破天惊地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这一场史学革命配合的社会思潮是五四以来新兴的政治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对旧秩序、旧道德的反叛。与此同时，作为西方学术方法的考古学进入中国。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支持下的安阳发掘，证实了晚商的存在，同样激发了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和疑古思潮的双面夹击下，重建古史的雄心壮志，同样中国考古学的方法与思路也牢牢地被安阳经验所锁定。

安阳经验下的考古学强调的是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所说的：“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而兰克史学的实证传统以及传统学术中对于文献的依赖，以及对于理论视角的缺失，则束缚了考古学者在重建古史之外，发现更多的可能。正如张光直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总结：“中国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方面表现为特别重视客观史实的记载，另一方面又以史实的描述和选择来表明自己价值观的主观判断，也就是凭主观判断来解释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古史”与“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声逐渐成为主流。许多考古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出土文物和文献对应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的政权乃至圣王，希望重现中国历史上的神圣与辉煌时代，作为提高民族尊严乃至自豪感的来源。从顾颉刚提出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再到今天考古学者所热衷的将古史神话与考古遗存一一对号入座，不得不让人想起加拿大考古学者特里格的判断：“世界各地的考古证据阐释一直受到社会、经济和政治考虑的影响，这些阐释会有意无意地支持那些考古学研究赞助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加强或捍卫他们与之为伍的意识形态。”这或许正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考古学的流变和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变迁中所折射的，正是背后社会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

在考古学界，考古学者陈淳是一个稍显边缘的存在。当今天的考古学界激烈地争论“二里头是否为夏都？”“早期文明中是否存在着今天中国的雏形”，陈淳始终没有加入这种合唱之中。他固执地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不应受到学术之外的诱惑。同样考古学更需要更新自身的方法与视野，考古学者在田野调查与考古报告之外，更应当借鉴社会科学视角，在发现与挖掘背后，找到人类活动和文明形成的规律，使重建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今年八月，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家哈根达斯店，我采访了陈淳。略微使我诧异的是，这位带着茶色墨镜一头银发的考古学者和我谈起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西方科学概念对考古学的塑造、人类学对于文明的定义，而不是我预想到的考古学者田野的经验以及对于文献和实物的对照。而正是这种“玄远”使得陈淳与其他考古学者不同，他所思考的角度也常常诘问着今天被历史情感和意识形态所缠绕的考古学界。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陈淳

问：从殷墟开始的中国的考古学传统注重实证研究和物质层面的整理，而战后的欧美考古学则注重与社会学、人类学的结合以及理论上的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

答：我们可以从“考古学（archeology）”这个词的起源开始谈起，中国“考古学”一词其实来自十九世纪末的日语，日本引入考古学的时间要早于中国。1877年，美国考古学者爱德华·莫尔斯调查和发掘日本的大森贝塚，把现代考古学引入日本，日本人没有对应archaeology的合适词汇，就用中国宋代学者吕大临《考古图》中“考古”一词来指代。考古学在二十世纪进入中国，也就用“考古学”来对应英语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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